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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　黃河下游之新王朝 夏王朝建築在黃河上游，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，而商王朝則建築在黃河之下游，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。 商王朝繼夏王朝而起，最近有關於該時代直接史料之發見，對於中國古代史之可信價值，有甚大之貢獻。 即殷墟甲骨文之發現。此處之所謂最近，是在清之光緒年間。由於夏代尚無此類「直接史料」之發現，因此國際學界對夏之實際存在與否似多持否定，至少不積極肯定的態度。因此，若有日人謂：「四千年中國史」——即從殷商至今四千年——亦無足怪也。 附圖：史前遺跡

大事之一 舜、禹與苗族之鬥爭。 舜、禹將三苗驅趕至於三危（今甘肅境）。 三苗故地在河漢之間（河南西部、南部一帶），與虞夏壤地雜處。 兩者鬥爭地點在河南山西接壤處之黃河兩岸（與黃帝蚩尤之爭略同）。 大事之二 禹、啟與有扈之戰爭。 啟伐有扈，大戰於甘（今洛陽東南）。 禹時夏之勢力已及於東方有扈。 兩大事之實質 是舜、禹、啟以來，虞、夏氏族驅逐苗民以固西陲，又攻略有扈以擴東土也。 夏人勢力之擴展 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脈中，在伊、洛上游，其勢力 逐次沿伊、洛向東北下游而移殖。 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黃河而達今山西省之南部，東及太行山南端盡頭之迤西。 山西西南一隈稱之為「大夏」，禹都（安邑）亦在此。 又一方則沿河南岸東下，漸次達於今山東、河北境，遂與東方黃河下游諸民族勢力相接觸。 如后羿、寒浞篡夏及少康中興事、夏人與東夷交涉事等。 此皆可見夏代國家規模已頗擴大，不得僅以遊牧部落看待。其放武觀，滅寒浞，逐東夷，皆見其勢力之逐步東伸。 商人之興起 商民族亦在東方，初似服屬於夏人勢力之下，繼則起而革命，遂代夏為當時之王朝而稱商代。若以虞夏時代為中國上古史之第一期，則殷商可謂中國上古史之第二期。 此處之所謂「民族」乃介於「國家」與「氏族」之間之稱謂，非嚴正意義上之民族。 附圖：虞夏大事

史記夏本紀載夏帝王名及系次，而無年數。 大體夏代年歷在四百、五百年之間。 史記：十七君、十四世 三統曆：四百三十二年 竹書紀年：四百七十二年 夏代帝王系次的可信性： 商本紀所載商代先王先公已有甲骨文證實，而其與禹以下夏代帝王的年次大體相當，由此可見夏本紀諸帝王並非憑空捏造，當為可信。

一、古史上限 現在講比較可靠的古史，姑從虞、夏起。 遵論語與尚書。 二、後世傳說不可信 唐、虞時代的情形，絕不能如尚書堯典所記之美盛。 堯典實為儒者託古改制之意。 大抵堯、舜、禹之禪讓，只是古代一種君位推選制，經後人之傳述而理想化。 三、各部落起源 唐、虞當為今山西南部之兩部落。 陶唐氏為一精於燒窯之氏族，有虞氏則從事山澤漁獵。 而夏人則起於今河南省中部，正是所謂中原華夏之地。 夏人起於嵩山山脈中。 華夏連稱因嵩山山脈亦名曰華。 虞夏地望不遠，或血統相近，或有姻親關係。 四、虞夏概況 當時尚未有國家之組織，各部落間互推一酋長為諸部落之共主。 如烏桓、鮮卑、契丹、蒙古，最先君主亦由推選而來。 禹之後有啟，蓋至是而始進於君位世襲之時代，則已儼然有國家之規模矣。 如契丹之耶律阿保機、蒙古之成吉思汗。 啟以後因君位世襲之制既定，遂有夏朝之建立。 附圖：唐虞時代

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，可分兩途述說：一、史前遺物之發掘。二、神話傳說之審訂。 一、史前遺物之發掘 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。 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。 殷墟之發現。 這些屬於考古範疇，又自先生纂此書之年代至今，考古進步極大，書中知識恐已不敷今日之取用，因不做細緻之觀感。 二、神話傳說之審訂 這裡主要是兩點內容： 否定極端之懷疑論。 然中國民族本為一歷史的民族，中國古史早已歷經古人不斷努力，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。 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如史記以五帝而非三皇始。 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，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，亦應稍加修正。 1. 偽史固當破壞，真史猶待探尋。 2. 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。 3. 不能因神話成分而抹摋傳說。 4. 傳說與假造不同。 5. 否定傳說需提出否定之確據。 6. 我國古傳說極具理性，切近事實。 那個時代人們對國史往往妄自菲薄，若非殷墟發現幾乎連商代之存在都要否定。先生此處之見解，當是對這種思潮的回應。 指出研究古史的要點。 大體上研究古史，應有其相當之限度，凡及年歷、人物、制度、學術等等，過細推求，往往難得真相。 因為古代文化演進尚淺，一則不夠按年逐月推求；二則少有人物個性活動；三則也沒有種種政治制度、學術思想之並起。 然古史並非不可講，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，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。此種活動情形，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。 古書傳說中的地理信息是研尋古史的重要線索（如對黃帝行蹤的分析），將此線索與文物對照，當可推尋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。 附圖：黃帝行蹤

國史大綱正文的編排序列為「編、章、節」，正文載於節中，因此網誌的編排方式也以此為序，如「國史大綱  1.1.1」。但也有部份章在章與節之間有簡短的概括性文字（如此第一編第一章），遇此情況則為該段文字單列一文，即如此篇。另在每編每章開始處，在網誌正文中也提出其標題。 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　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這裡只有一段話，用以提出治上古史之精神。 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，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，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，則上古史之探索，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。 即，上古史之探索，如後續小節中所說，既然無法過細推求，則推論之「合理性」便殊為重要。固然，所謂「合理」之標準人人相異，因此各種見解勢將層見疊出，激烈之論戰亦必定不可避免，但這也正是史學的有趣之處。 日本人對古代史的興趣是絕大的，漫步於日本的書店，可見各種關於「邪馬臺國」的書籍。尤其是對於該國的地理位置，更是自明治前以來便眾說紛紜爭執不休，雖至今仍未有定論。究其論爭的本質，其實就是哪一種學說更有「合理性」的論爭。其中固然不時會出現一些荒謬的見解，但這些見解因其不具備合理性而自然會被打入冷宮，而主流的「九州說」與「近畿說」則歷經大浪淘洗仍自健在。

引論最後一篇是成書背景，多為先生自謙之辭。如開篇即言到： 雖然，我之此書，亦不足以任此。 稱此《國史大綱》亦不足以當此使國人於國史略有知，以復興民族國家之重責大任。 自孔子、司馬遷以下，以通史建大業者，首推司馬光。但是 今去司馬氏又千年，史料之累積，又十、百倍於司馬氏之時，而世局之紛紜錯綜，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。又加之以人不悅學，士方蔑古，競言「革新」者，謂可以絕無資於鑑往知古之勞；而治史者亦務為割裂穿鑿，以逃世笑。 這是當時艱苦的大環境。在此種環境下，先生於滇南耗時一年而成此書， 欲於我先民已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迹，幸有當於其萬分之一二。 然而書成之後，卻猶豫是否應該發布，因為： 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，必將執吾書之瑕疵，以苛其指摘，嚴其申斥，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、薄通業者之燄，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。 但再三思慮之後，以為 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，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。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，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。 同時， 繼自今，國運方新，天相我華，國史必有重光之一日，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託命。……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，擁篲而前驅，其為榮又何如耶！ 因而最終 不辭誚笑而卒布之。 至此引論結束。通讀引論十五篇，知識上的收穫自不待言，而字裡行間所透露出來的對於民族國家的真摯愛情，尤為令人感動。先生念茲在茲的「國史重光之一日」還須多久？我想，必先有國體之重光，而後才能有國史、國民心理之重光。夫再而後，我國人國土國家，才真正配得起「中華」二字。

雖然國家已經病入膏肓，但不是沒有救。因為 病之漸起，遠者在百年、數百年之間，病之劇發，近者在數年、數十年之內。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，則遠在四、五千年以上。生機之軋塞鬱勃，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。 也就是說，民族國家雖然染病已久，但其生命力的淵源則更為悠久。因此，先生相信： 值此創鉅痛深之際，國人試一繙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澹創建之史跡，一棒一條痕，一摑一掌血，必有淵然而思，憬然而悟，愀然而悲，奮然而起者。 因此，還是那句話： 我國家民族之復興，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。 下面從文化與民族、國家的關係出發，來詳解這個問題。 民族之摶成，國家之創建，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。故民族與國家者，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。舉世民族、國家之形形色色，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，如影隨形，莫能違者。人類苟負有某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，則必摶成一民族焉，創建一國家焉，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，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。 所以， 非國家、民族不永命之可慮，而其民族、國家所由產生之「文化」之息絕為可悲。 這就是文化的殺傷力。中國從前為甚麼能令四方來儀？有文化。蒙古為甚麼興盛一時又退回了部落？沒文化。美國為甚麼不可一世？武力固然重要，但能否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卻也在未定之天，最重要者，還是其文化波及於全球之故。 環顧斯世，我民族命運之悠久，我國家規模之偉大，可謂絕出寡儔，獨步於古今矣。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。 我國家民族的文化既然獨步於古今，為甚麼近代如此不堪，以致「今日」始可言建國呢？ 曰：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，文化之墮落故。 文化墮落至此，為甚麼還能言建國呢？ 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。 而所謂民族文化傳統，是 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、數十世、數百世血液所澆灌，精肉所培壅，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，結此民族文化之果，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。 所以， 我民族國家之前途，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。 這也就是「於國史略有知」的涵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