黃河下游之新王朝——國史大綱1.2

第二章　黃河下游之新王朝

夏王朝建築在黃河上游，為高地居民所建之王朝，而商王朝則建築在黃河之下游，為低地居民所建之王朝。
商王朝繼夏王朝而起，最近有關於該時代直接史料之發見，對於中國古代史之可信價值，有甚大之貢獻。
即殷墟甲骨文之發現。此處之所謂最近，是在清之光緒年間。由於夏代尚無此類「直接史料」之發現，因此國際學界對夏之實際存在與否似多持否定，至少不積極肯定的態度。因此，若有日人謂：「四千年中國史」——即從殷商至今四千年——亦無足怪也。
附圖：史前遺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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虞夏大事——國史大綱1.1.4

大事之一
舜、禹與苗族之鬥爭。
舜、禹將三苗驅趕至於三危（今甘肅境）。
三苗故地在河漢之間（河南西部、南部一帶），與虞夏壤地雜處。
兩者鬥爭地點在河南山西接壤處之黃河兩岸（與黃帝蚩尤之爭略同）。
大事之二
禹、啟與有扈之戰爭。
啟伐有扈，大戰於甘（今洛陽東南）。
禹時夏之勢力已及於東方有扈。
兩大事之實質
是舜、禹、啟以來，虞、夏氏族驅逐苗民以固西陲，又攻略有扈以擴東土也。
夏人勢力之擴展
大抵夏人先起今河南嵩山山脈中，在伊、洛上游，其勢力

逐次沿伊、洛向東北下游而移殖。

一方自河南省西部北渡黃河而達今山西省之南部，東及太行山南端盡頭之迤西。

山西西南一隈稱之為「大夏」，禹都（安邑）亦在此。

又一方則沿河南岸東下，漸次達於今山東、河北境，遂與東方黃河下游諸民族勢力相接觸。

如后羿、寒浞篡夏及少康中興事、夏人與東夷交涉事等。
此皆可見夏代國家規模已頗擴大，不得僅以遊牧部落看待。其放武觀，滅寒浞，逐東夷，皆見其勢力之逐步東伸。
商人之興起
商民族亦在東方，初似服屬於夏人勢力之下，繼則起而革命，遂代夏為當時之王朝而稱商代。若以虞夏時代為中國上古史之第一期，則殷商可謂中國上古史之第二期。
此處之所謂「民族」乃介於「國家」與「氏族」之間之稱謂，非嚴正意義上之民族。
附圖：虞夏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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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代帝系及年歷——國史大綱1.1.3

史記夏本紀載夏帝王名及系次，而無年數。
大體夏代年歷在四百、五百年之間。
史記：十七君、十四世
三統曆：四百三十二年
竹書紀年：四百七十二年
夏代帝王系次的可信性：
商本紀所載商代先王先公已有甲骨文證實，而其與禹以下夏代帝王的年次大體相當，由此可見夏本紀諸帝王並非憑空捏造，當為可信。

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——國史大綱1.1.2

一、古史上限
現在講比較可靠的古史，姑從虞、夏起。
遵論語與尚書。
二、後世傳說不可信

唐、虞時代的情形，絕不能如尚書堯典所記之美盛。
堯典實為儒者託古改制之意。
大抵堯、舜、禹之禪讓，只是古代一種君位推選制，經後人之傳述而理想化。
三、各部落起源
唐、虞當為今山西南部之兩部落。
陶唐氏為一精於燒窯之氏族，有虞氏則從事山澤漁獵。
而夏人則起於今河南省中部，正是所謂中原華夏之地。
夏人起於嵩山山脈中。
華夏連稱因嵩山山脈亦名曰華。
虞夏地望不遠，或血統相近，或有姻親關係。
四、虞夏概況
當時尚未有國家之組織，各部落間互推一酋長為諸部落之共主。
如烏桓、鮮卑、契丹、蒙古，最先君主亦由推選而來。
禹之後有啟，蓋至是而始進於君位世襲之時代，則已儼然有國家之規模矣。
如契丹之耶律阿保機、蒙古之成吉思汗。
啟以後因君位世襲之制既定，遂有夏朝之建立。
附圖：唐虞時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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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——國史大綱1.1.1

近代對上古史之探索，可分兩途述說：一、史前遺物之發掘。二、神話傳說之審訂。
一、史前遺物之發掘

舊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。
新石器時代遺址之發現。
殷墟之發現。

這些屬於考古範疇，又自先生纂此書之年代至今，考古進步極大，書中知識恐已不敷今日之取用，因不做細緻之觀感。
二、神話傳說之審訂
這裡主要是兩點內容：

否定極端之懷疑論。
然中國民族本為一歷史的民族，中國古史早已歷經古人不斷努力，有一番卓越謹嚴而合理的編訂。
如子不語怪力亂神，如史記以五帝而非三皇始。
今求創建新的古史觀，則對近人極端之懷疑論，亦應稍加修正。
1. 偽史固當破壞，真史猶待探尋。
2. 嚴格排斥傳說則古史即無從說起。
3. 不能因神話成分而抹摋傳說。
4. 傳說與假造不同。
5. 否定傳說需提出否定之確據。
6. 我國古傳說極具理性，切近事實。
那個時代人們對國史往往妄自菲薄，若非殷墟發現幾乎連商代之存在都要否定。先生此處之見解，當是對這種思潮的回應。
指出研究古史的要點。
大體上研究古史，應有其相當之限度，凡及年歷、人物、制度、學術等等，過細推求，往往難得真相。
因為古代文化演進尚淺，一則不夠按年逐月推求；二則少有人物個性活動；三則也沒有種種政治制度、學術思想之並起。
然古史並非不可講，從散見各古書的傳說中去找尋，仍可得一個古代中國民族活動情形之大概。此種活動情形，主要的是文化狀態與地理區域。
古書傳說中的地理信息是研尋古史的重要線索（如對黃帝行蹤的分析），將此線索與文物對照，當可推尋古代文化活動之大概。
附圖：黃帝行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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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 國史大綱1.1

國史大綱正文的編排序列為「編、章、節」，正文載於節中，因此網誌的編排方式也以此為序，如「國史大綱  1.1.1」。但也有部份章在章與節之間有簡短的概括性文字（如此第一編第一章），遇此情況則為該段文字單列一文，即如此篇。另在每編每章開始處，在網誌正文中也提出其標題。
第一編 上古三代之部　第一章 中原華夏文化之發祥
這裡只有一段話，用以提出治上古史之精神。
上古史為全部歷史之起點，應須求一明瞭之知解，然人類歷史總可推溯到無人可說之一境，則上古史之探索，終不免於只成為一種比較近理之測想。
即，上古史之探索，如後續小節中所說，既然無法過細推求，則推論之「合理性」便殊為重要。固然，所謂「合理」之標準人人相異，因此各種見解勢將層見疊出，激烈之論戰亦必定不可避免，但這也正是史學的有趣之處。
日本人對古代史的興趣是絕大的，漫步於日本的書店，可見各種關於「邪馬臺國」的書籍。尤其是對於該國的地理位置，更是自明治前以來便眾說紛紜爭執不休，雖至今仍未有定論。究其論爭的本質，其實就是哪一種學說更有「合理性」的論爭。其中固然不時會出現一些荒謬的見解，但這些見解因其不具備合理性而自然會被打入冷宮，而主流的「九州說」與「近畿說」則歷經大浪淘洗仍自健在。

拋磚引玉待後人——引論 十五

引論最後一篇是成書背景，多為先生自謙之辭。如開篇即言到：
雖然，我之此書，亦不足以任此。
稱此《國史大綱》亦不足以當此使國人於國史略有知，以復興民族國家之重責大任。
自孔子、司馬遷以下，以通史建大業者，首推司馬光。但是
今去司馬氏又千年，史料之累積，又十、百倍於司馬氏之時，而世局之紛紜錯綜，則更非司馬氏當時所能相提並論。又加之以人不悅學，士方蔑古，競言「革新」者，謂可以絕無資於鑑往知古之勞；而治史者亦務為割裂穿鑿，以逃世笑。
這是當時艱苦的大環境。在此種環境下，先生於滇南耗時一年而成此書，
欲於我先民已往五千年慘澹經營之史迹，幸有當於其萬分之一二。
然而書成之後，卻猶豫是否應該發布，因為：
余又懼世之鄙斥國史與夫為割裂穿鑿之業者，必將執吾書之瑕疵，以苛其指摘，嚴其申斥，則吾書反將以張譏國史、薄通業者之燄，而為國史前途之罪人。
但再三思慮之後，以為
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，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於天地之間者。亦未有專務於割裂穿鑿，而謂從此可以得我先民國史之大體者。
同時，
繼自今，國運方新，天相我華，國史必有重光之一日，以為我民族國家復興前途之所託命。……若使此書得為將來新國史之馬前一卒，擁篲而前驅，其為榮又何如耶！
因而最終
不辭誚笑而卒布之。
至此引論結束。通讀引論十五篇，知識上的收穫自不待言，而字裡行間所透露出來的對於民族國家的真摯愛情，尤為令人感動。先生念茲在茲的「國史重光之一日」還須多久？我想，必先有國體之重光，而後才能有國史、國民心理之重光。夫再而後，我國人國土國家，才真正配得起「中華」二字。

復興之希望——國史大綱 引論 十四

雖然國家已經病入膏肓，但不是沒有救。因為
病之漸起，遠者在百年、數百年之間，病之劇發，近者在數年、數十年之內。而我民族國家文化潛力之悠久淵深，則遠在四、五千年以上。生機之軋塞鬱勃，終必有其發皇暢遂之一日。
也就是說，民族國家雖然染病已久，但其生命力的淵源則更為悠久。因此，先生相信：
值此創鉅痛深之際，國人試一繙我先民五千年來慘澹創建之史跡，一棒一條痕，一摑一掌血，必有淵然而思，憬然而悟，愀然而悲，奮然而起者。
因此，還是那句話：
我國家民族之復興，必將有待於吾國人對我先民國史略有知。
下面從文化與民族、國家的關係出發，來詳解這個問題。
民族之摶成，國家之創建，胥皆文化演進中之一階程也。故民族與國家者，皆人類文化之產物也。舉世民族、國家之形形色色，皆代表其背後文化之形形色色，如影隨形，莫能違者。人類苟負有某一種文化演進之使命，則必摶成一民族焉，創建一國家焉，夫而後其背後之文化，始得有所憑依而發揚光大。
所以，
非國家、民族不永命之可慮，而其民族、國家所由產生之「文化」之息絕為可悲。
這就是文化的殺傷力。中國從前為甚麼能令四方來儀？有文化。蒙古為甚麼興盛一時又退回了部落？沒文化。美國為甚麼不可一世？武力固然重要，但能否同時打贏兩場戰爭卻也在未定之天，最重要者，還是其文化波及於全球之故。
環顧斯世，我民族命運之悠久，我國家規模之偉大，可謂絕出寡儔，獨步於古今矣。此我先民所負文化使命價值之真憑實據也。
我國家民族的文化既然獨步於古今，為甚麼近代如此不堪，以致「今日」始可言建國呢？
曰：惟我今日國人之不肖，文化之墮落故。
文化墮落至此，為甚麼還能言建國呢？
則以我先民文化傳統猶未全息絕故。
而所謂民族文化傳統，是
由其民族自身遞傳數世、數十世、數百世血液所澆灌，精肉所培壅，而始得開此民族文化之花，結此民族文化之果，非可以自外巧取偷竊而得。
所以，
我民族國家之前途，仍將於我先民文化所貽自身內部獲得其生機。
這也就是「於國史略有知」的涵義。

民初病態——國史大綱 引論 十三

這篇講民初病態。民初病態大體可歸結為以下四點：

政體突變，於新政體無基礎、無準備。
中國以二千年廣土眾民大一統之局，「王室」為其客觀之最高機關，歷史沿襲既久，則驟變為難。又況自明以來六百年，政府無宰相，「王室」久握獨裁之權，則激變又難。清廷不能不去，王室不能復建，逼使中國不得不為一激劇之變動，以試驗一無基礎、無準備之新政體，而不能更於其間選擇一較緩進、較漸變之路，此為晚清革命之難局，一矣。
設若中國最後為一漢人王朝，則即便失德嚴重，亦至少不會引起「民族革命」。倘如此，中國當時變動或會緩和許多，虛君共和之路亦非全無可能。因為清末革命，其最大動力乃是「民族革命」，即推翻滿清，光復漢土。
武人割據，中央統一政權難於形成
且滿清政府，自咸、同以後，其情況視前已大變。各省督、撫，擅權自專，中央無力駕馭，漸成分裂割據之局。又處五洲棣通新形勢之下，政府雖腐敗，猶得憑藉其地位，借外債，買軍火，練新兵，整理交通，加強管轄。遂使腐敗之政權，黑暗之勢力，既得外力之助，又因外患之顧忌，迄未得徹底澄清之機會。革命勢力之起，亦不得不與舊政府下之黑暗勢力相妥協，已順利其進行。革命之結果，僅為舊政權之潰爛解體而非其消滅。於是民國以來，武人弄權，地方割據，日轉增長。內亂層見疊出，斵喪社會之元氣，阻礙國家之前進，其間莫非有外力焉為之呼應。此猶人身變病，未先驅解，早服補劑，病根纏綿不去，生機奄奄不復。此又為民國以來締構中央統一政權之難局，二矣。
讀此可知，所謂「民國軍閥」乃滿清遺物而非民國產生。
中層階級腐化墮落，社會中堅勢力無法形成
滿清末葉，政治中心早已逐步沒落。革命以還，所揭櫫號召者，曰「民主共和」，而實際則去民主之階程尚遠。新中國建設之大業，一時難望於民眾之仔肩。獨裁王室既倒，而不幸當時之中層階級，始從二百餘年長期異族統治下抬頭，八股小楷之素養，升官發財之習氣，淘汰未淨。而革命黨人，則只挾外來「平等」、「自由」、「民權」諸新名詞，一旦於和平處境下加入政府，乃如洪罏之點雪，名號猶是，實質遽化。其名猶曰政黨民權，其實則為結黨爭權。一時中層智識分子，無新無舊，分途依附於地方武人割據勢力之下而互為利用。此輩於前清末葉，既力阻開新之運，又於民國初年，加倍搗亂之功。此蓋滿清長期部族統治之智識階級，日愚日腐，而驟遇政治中心大動搖之後所應有之紛擾。然此特一時病態，不得謂此乃代表我民族國家數千年文化正統而為其最後之結晶。若果如是，則中國文化亦萬不能綿歷此數千年之久，而早當於過去歷史中煙消灰滅，先昔人之枯骨而腐朽矣。此又民國以來，社會中堅勢力未能形成之難局，三也。
士大夫無識，反益其病。
士大夫無識，乃不見其為病，急於強起急走以效人之所為。跳踉叫噪，踴躍奮興，而病乃日滋。於是轉而疑及於我全民族數千年文化本源，而惟求全變故常以為快。不知今日中國所患，不在於變動之不劇，而在於暫安之難獲。必使國家有暫安之局，而後社會始可以有更生之變。所謂更生之變者，非徒於外面為塗飾模擬，矯揉造作之謂，乃國家民族內部自身一種新生命力之發舒與成長。而牖啟此種力量之發舒與成長者，「自覺」之精神，較之效法他人之誠摯為尤要。不幸此數十年來，國人士大夫，乃悍於求變，而忽於謀安；果於為率導，而怠於務研尋。又復羼以私心，鼓以戾氣，其趨勢至於最近，乃繼續有加益甚而靡已。藥不對病，乃又為最近百病纏縛之一種根本病也。

本篇基本等於抄書。因為言論精闢，與其作拙劣總結，反不如抄錄全文而領會其精神。

前近代之病態——國史大綱 引論 十二

上篇說到東西方文化遭遇後東方驟處下風，其間事實我們在近代史課上已學過很多。中國之所以淪落到當時境地，只因國家染病已深。所以這一篇，先生將就中國的病態及抵抗此病態的生命力做出探討。
首先明確了「生力」與「病態」的概念。
一民族一國家歷史之演進，有其生力焉，亦有其病態焉。生力者，即其民族與國家歷史所由推進之根本動力也。病態者，即其歷史演進途中所時時不免遭遇之頓挫與波折也。
然後說，「治史者，必明生力，明病態」。因為歷史是呈曲線形向前演進的，不同國家之間曲線的升降時期並不一致，「祇橫切一點論之，萬難得其真相。」而當時治史之人不明此點，
適見我之驟落，並值彼之突進，意迷神惑，以為我有必落，彼有必進，並以一時之進落為彼、我全部歷史之評價，故雖一切毀我就人而不惜，惟求盡廢故常，以希近似於他人之萬一。
但是如果一切毀我救人，中國還能稱其為中國嗎？
所變者我，能變者亦我，變而成者依然為我。譬之病人，染病者為我，耐病者亦我，脫病而復起者仍我也。一切可變，而「我」不可變。若已無我，誰為變者？變而非我，亦何希於變？必有生力，乃可去病。病有其起因，而非生力之謂。若醫者謂：「君病之起，起於君之有生，君當另換一無病之生」，此為何等醫耶！
所以如果如「今人」一樣，將一切責任歸罪古人，則
不啻謂今日之病，已原於其人受氣墮地之日，非自頂至踵脫胎換骨不可。則此乃僅婉言之，直捷而道，惟有早日絕其生命之一法而已。凡此皆指「生原」為「病原」之妄說也。
也就是說，假如責任真在古人，則我民族就應該及早自行了斷。以當時情況而言，改姓大和或許是唯一出路了。這是萬萬行不通的，所以還是應該明生力，明病態，以便予以醫治才是。
中國的生原在於五千年悠久綿歷之歷史，此不用多說。而病原是本篇之重，因此下面予以具體觀察。
逆溯中國當前病象，推之最遠，至於中唐安史之亂以來而極。
中唐以來，隨著科舉制的興起與士族門第的沒落，中國歷史遂有了兩大特點：

就社會而言，為一「平鋪散漫之社會」；
就政治而言，則「仍為一和平的大一統之政治」。

這樣的環境導致了三方面的病徵：

一「王室」高高在上，而「社會」與「政府」之間，堂陛益遠，常易招致「王室」與「政府」之驕縱與專擅。
社會無豪強巨富，雖日趨於平等之境，然貧無賑，弱無保，其事不能全仰之於政府，而民間每苦於不能自振奮。
政府與民間之所賴以溝通者，曰惟「科舉」，然科舉既懸仕宦為鵠的，則從事於投選者，往往忘其義命而徒志於身家之富貴與溫飽。

到了宋代，這些問題不但沒有改善，反而
宋人不能自解救，而招致蒙古之入主，一切政制，為急劇之退轉，益與後世中國以莫大之創傷。
明代則
懲元政廢弛，罷宰相，尊君權，不知善為藥療，而轉益其病。
至清代後，
清人入關，盜憎主人，箝束猜防，無所不用其極，仍襲明制而加厲。……於是士大夫怵於焚坑之酷，上之為訓詁、考據，自藏於故紙堆中以避禍，下之為八股、小楷，惟利祿是趨。於是政府與民間所賴以溝通之橋樑遂腐斷，所賴以流通之血脈遂枯絕。
至此算是病到一定程度了。但病至如此中國還能暫免於亂，則是
惟滿清諸豪酋猜防壓制、誘脅愚弄之力。此稍讀康、雍、乾三朝史略，可以知之。故使世運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，而姑以博一時之安寧。此乃斵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，而以換造彼目前之榮華者也。
但是一旦滿人統治力衰，則
中國社會、政治之百病，遂全部暴露。
最後，當遭遇到西方列強之後，
其病象遂益錯出。因使庸醫操峻劑，更奏迭前，茫昧而雜投，以互期於一逞，則幾何其病之不日殆也。
蠻族入主會帶給原有社會以倒退，得此結論本無須深思。而現在上上下下，竟無不謳歌成吉思汗之武功，康熙乾隆之盛世，這種為了所謂「民族團結」而顛倒黑白之輿論引導與教育，豈非正是為了博得一時一世的「和諧」與「穩定」，而不惜「斵喪我民族永久之元氣」的行為麼？而現在的世道也正可謂是「益敗壞於冥冥漠漠之中」矣。